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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社会活动最新报道:匾额——韩国申遗警华夏

韩国,欲以匾额为题目抢申世遗,初闻此信息,颇觉好笑。韩国弹丸之地,纵然举国之力,其遗存匾额之数也不会多于中国一个省份的存有量。且沿用历史也远远短于中国,而立法禁用汉字多年,竞敢申遗,因而只当作一个坊间传言,如中秋节申遗一样,并未认真看待。然而,日后经与来馆韩国学者交流,才知此信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传之有据。
信息证实:韩国长期以来,对文物保护有相关政策,不但对于历史传统建筑上遗存匾额楹联一直予以精心保护,而且又从国民手征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匾额一千三百余面,精致陈列在温湿度适宜的国学博物馆中,供国人观赏研究。并建立专门研究机构从学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借以弘扬韩国匾额文化。并已经确定在今年十二月份之前,以国家名义由韩国国家振兴院举办以《传统匾额的记忆遗产价值》为主题的国际学术大会。目的,是集各国匾额理论研究之所长,完善韩国匾额学术理论研究的框架,为深入弘扬打下基础。虽然韩国匾额申世遗尚处于秘而不宣之中,但为申世遗做好了细密而扎实的准备。匾额申遗只是迟早必然之事。韩国振兴国学院的学者曾来馆交流,我已接到参会邀请,证实言之不虚。
韩国,频频以中韩共享文化资源申世遗,而且屡屡成功,引发了国内各种议论:骂其"偷窃"者有之,哂然一笑不屑一闻者有之,斥之为掠中国文化之美以自耀者有之。当然,多数人还是理性地表示赞赏,以韩国申遗为一面镜子,看到了我们自己在文物保护和弘扬中的差距。
面对韩国申世遗,谩骂、冷嘲热讽、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伤害了一个文化大国应有形象,矮化了中国文化自信心。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认为韩国巧借中韩文化申世遗之举,仅仅是"偷窃"中国文化,掠中国文化之美以自耀,则是低估了其屡屡志在心得申遗的用心。韩国利用有限资源挖空心思申遗,实质上是一个贻谋深远的文化战略,他看清了中国文化资源无比深厚,申遗项目难以胜数,首尾不得相顾的不足,有些韩国视如珍的东西,中国却弃之敝履的现象,乘虚而入,拾遗补缺,丰富自身历史,把有限文化资源的利用发挥到极致,为其所用。在为社会现实的应用过程中,以少胜多,以小胜大,既可以打压中国文化优势,籍此提升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彰显文化政策之优。
通过韩国就匾额申世遗一事看,韩国于匾额,无论是对遗存实物保护,还是对匾额丰厚文化内涵的认识都优于中国。
中国,是匾额文化的发源国,是匾额这种文化的载体的生身之母,匾额是中国汉字、中国书法思想精华集于一身,并辅以优秀技艺于一匾的艺术国学载体,是中国优秀文化与艺术相结合 完美的结晶。匾额自肇始于春秋战国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历史,自秦始皇秉承先秦"名学",孔子"名正言顺"理念,并将其融于"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的治国理念之中,使匾额就成了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重器。它"悬规植距、引领世风,标识名称、宣扬教化"的社会教化作用甚伟,为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培育良风美俗起到了巨大作用。匾额成为了汉文化输出,流佈异邦邻国所形成汉文化圈的标志。凡汉文化扎根开花结果之地,无不以高悬题写榜书大字的匾额为荣耀,充分彰显了汉文化的优秀及普世价值,受到了汉文化圈的接纳与尊崇。
朝鲜半岛与中国一江之隔,自公元前与中国文化交流始,二千余年未曾中断,中国文化的先进性、普世性,使韩国不断主动吸收而融入了韩国历史,汉文化已成为韩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匾额作为汉文化的标志格外受到重视。高悬匾额,重视匾额文化,已成为韩国尊崇汉文化的一个传统。
明朝状元朱之蕃出使韩国,为韩国题写的《迎恩门》匾额至今收藏于韩国国立博物馆中,成为国之珍宝。韩国最古老宫殿景福宫门首《光化门》巨匾力排众议,重新用汉字恢复悬挂,都表明了韩国对匾额文化历史的尊重和情有独钟。
曾有不少韩国学者来我馆参观,集藏的六百余面匾额,我馆有一面匾额深深吸引了他们,匾额为清代著名书法翁方纲所题,匾文大字为《励之志》巨匾,题写年月为嘉庆十五年。韩国朋友之所以喜爱此匾,并从眼神之中看出所怀的崇敬之心,是因为此匾题写人与韩国历史名人金正喜有关联。
金正喜,是韩国历史上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和诗人。在学习上,一直秉承其师朴齐家"吸收外物以善己"的教导,不失时机地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嘉庆十五年,金正喜考中进士后,随其父出使北京,在北京有幸拜见了清朝经学大家书法巨匠翁方纲,78岁的翁方纲十分赏识24岁金正喜的学识,翁方纲一生以弘扬汉学书法为己任,破例收"东海英物"金正喜为弟子,并当场挥毫为金正喜题写了《酉堂》匾文以赠,并向其传授了自己治学经验三十二字箴言:
"考古证今、山海崇深、核实在书、究理在心、
一言勿贰、要津可寻、贯彻万卷、只此规箴"。
翁方纲"学艺一致"崇尚实学及高不可及的书法造诣,影响了金正喜的一生,金正喜自创书法"秋史体"成为韩国书法史上的书圣。金正喜在京期间还有幸结识一代文宗阮元,并受其影响,开创韩国金石学派。正是这种中韩文化交流,造就了韩国历史上金正喜这样一批批人物,促进了韩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中韩文化互补。
爱屋及乌,由于金正喜的关系,翁方纲、阮元都成了韩国文化界的崇拜偶像,受到崇敬。韩国匾额申遗,正是这种历史传承的必然。
韩国匾额申遗,也显露了中国在文化保护与弘扬上的不足,也看出了在申遗项目选择上,轻重不辩、纲目不分少了文化战略高度的缺憾。匾额,在中国虽然应用历史悠久,并且有过"无处不匾"、"无门不匾"的历史文化盛况,并因此而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名。中国历史上匾额遗存量当数以千万计,但由于视匾额为封建文化代表,惨遭损毁,现在全国匾额遗存数量也仅有百万之众。在研究上,全国各大专院校及文史科研单位,少有专门研究机构,以致在匾额理论研究上空白点尚多。虽然有人提出了《匾额学》这一学术概念,因缺乏政府支持,响应者甚少,至今未能形成较完整学术理论框架。类似韩国从国家层面上召开匾额文化国际学术理论研讨会,在中国尚未举办过。关于匾额文化申遗一事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匾额这种载体形式还是其丰富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龙头作用也尚未被认识。"匾额不兴,文脉难续"这一观点,尚未引起关注。包括国家文保单位,遗存保护的大量匾额,还停留在"装饰艺术品"被欣赏层面上,而对于匾额对中国文化道德的引领作用尚未形成共识。
以中国匾额遗存量,以中国对匾额研究的深度,在申遗上对韩国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但韩国对匾额文化重视程度,形成了韩国自身优势。韩国因存量少而视为珍宝,为丰富自家历史而传承,为社会稳定而弘扬,抓住了弘扬韩国传统文化和汉文化之关键所在,表明了韩国对传统文化如何为现实服务的深刻认识。
中国,于匾额而言是生母,这是无可辩争的事实。在汉文化圈,所有保护弘扬匾额文化的国家都可以称之为养母,没有养母的认同宠爱培育与滋养,匾额文化就没有今天的命运。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东方文化庞杂而宽泛,一直少有统一的共识与确指。应该说:匾额既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也是东亚、东南亚汉文化圈的标志,匾额为东方汉文化圈所共有,何不以匾额为东方文化的一面旗帜。如果有匾额遗存国家以中国生母为主,生母养母共同申遗,则可以大大彰显东方文化特色,会对世界文化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更有利于东方文化的传播,远比各扫门前雪要好。
韩国,以匾额文化申遗,既是出于一种历史的无奈,也是一种尊重历史的必然,文化资源有限,又要光大其文化,为后人留下更多地文化遗产,没有更多的选择。汉文化,包括汉字、书法、政治、社会、家庭伦理,已深深地融入韩国历史,与社会生活难以分割,更不可剔除。韩国申遗标注的是韩国,实则弘扬彰显了汉文化,填补了我们未曾关注的角落,促进了我们保护传统文化意识,是件大好事。
今后,因韩国的文化资源有限,而其又有引领东亚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勃勃雄心,申遗还会不断。因此,把它申遗作为一种警示,是中国人应有的最好心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