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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社会活动最新报道:二月八日光明日报匾额文章

2016年3月28日,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馆长应中宣部之邀,参加了中宣部副部长景俊海主持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调研座谈会》,在会上姚远利馆长作了四十分钟发言,重点讲了匾额与传统文化断层之间的关联,提出了“匾额不兴、文脉难续”的观点,并谈了《匾额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对韩国匾额申遗,中国应有所准备的建议。景俊海当场拍板决断,把匾额楹联作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工程中子工工程立项,据部长秘书说:子工程立项文件已下发,2017年2月8日光明日报匾额文章,是按中宣部指示为匾额作为子工程立项造声势。

 

 

 

 

 

 

 

 

 

 

 

 

 

  

匾额里有文化自信

——访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

作者:本报记者 董城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8日 05版)

走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的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仿佛置身于一方浓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殿堂。一块块高悬的匾额,印证着中华文明的深深印记。匾额无声,为它们代言的人叫姚远利。

  看到别人坐下后,自己才坐下;一直把参观者送到门口,目送离开;到了饭点儿,会留你吃一碗北京炸酱面——这就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给人的第一印象,朴实、厚重、大度,也略带无奈。

  “在我国,对匾额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相关专著更是十分匮乏。我到韩国去开匾额研究的会,那里对匾额的研究十分深入,比咱们可下功夫多了。”姚远利感慨地说。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姚远利就已经是京城小有名气的藏家。那时候,他钟情于古砚的收藏。当时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写过一篇关于古砚体系划分的文章,一经发表,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然而,坐拥500多方古砚的姚远利,有一天突然觉得有一种东西比古砚更能直接体现文化的传承——匾额!

  从第一块“选举孝廉方正”匾的收藏开始,姚远利一发不可收拾,攒着攒着,竟办起了全国唯一的科举匾额博物馆。

  在姚远利看来,博物馆的功能远不仅仅是承载艺术那么简单,更应该重思想、重教化,以文化人,给人以文化自信的原动力。他自己就是照这个路子办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

  为了寻找匾额文物,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古玩市场、农村大集,姚远利都走到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大门是一块无字石坊,收自江西金溪,属明代万历年间,其门楣中间匾额空白,永留一个家族无人取得功名的遗憾。

  近年来,姚远利不断在北京建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科举匾额拓片展。名为“励志堂”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吸引了无数中小学生,成为北京市“社会大课堂”。

  生活中,姚远利是个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的人,他不怕人问刁钻的问题,只要你的问题是真诚的。曾有人当面直言,“科举”不是什么好词儿,您怎么还办这么个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总是一脸真诚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他从理论上总结出科举匾额的五大看点:一看科名;二看题人;三看书法;四看国学;五看工艺。这些匾额在他的视线里,集宣扬教化、见证科举、载承历史、弘扬书法于一体,是沟通古今价值观的一座桥梁。

  平时,姚远利也有不太高兴的时候,那就是被一些人特别是所谓的文化人,把匾额的价值给看扁了的时候。比如,同样是博物馆馆长,总有人轻描淡写地对着姚远利客套“噢、噢,原来您是搞民俗的”。

  “匾额,并不是古代寻常的艺术品,而是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颁行。”姚远利解释道,匾额的应用,以“标识名称”和“宣扬教化”为主要功用,行匡正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为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传播文化道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姚远利的心中,匾额是门大学问。

  (本报记者 董城)

 

对文化要“敏感”一些

 

作者:王子墨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8日 05版)

 日前,有消息说,韩国拟将匾额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申遗。中国作为匾额的发祥地,这则消息多少让国人有些五味杂陈。

 源于中国的文化遗产被他国抢先申遗,近些年出现过若干次,“江陵端午祭”“暖炕技术”“拔河”等,都曾引发广泛关注。申遗并不是排他性的专利,更不是与他国争胜的工具。哪怕同源的文化,只要是渗入民族根脉的文化物件或风俗,不同国家可以先后申报,都值得尊重与保护。

 但这些看来不甚宏大的生活化风物也足以在文化遗产名录中登堂入室,对我们倒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增加对文化的“敏感”度,能准确地感知到文化的内涵。

 就匾额而言,我国近些年认识虽有提高,但恐怕还尚未达成“亟待保护”的社会共识。笔者前段时间走访安徽龙川的胡氏宗祠,祠堂里一块明代文徵明题写的“世恩堂”牌匾,竟一度被村民当作床板;而正是如此,才免遭被毁、遗失,保留到今天,令人啼笑皆非。据了解,清乾隆以前保存完好的匾额几近绝迹,对比过去“无门不匾”的盛况,无疑是尴尬的。我们在匾额文化上应当有所作为,提高整体的认识水准,制定更加系统、完善的保护方案。

 对文化要“敏感”一些,就是能准确地圈定出“这是文化”,并有意识地加以保护。今天当然不会再犯把匾额当床板的糊涂,但对文化的“敏感”是否足够?齐齐哈尔曾把古建“将军府”移出,后来又要搬回;济南把老火车站拆除,如今又希望重建。新加坡连华人婚嫁的礼饼都纳入了非遗保护,还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文化风物被我们漠视?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如今需要一场深入社会肌理的文化启蒙。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中日韩三国专家建议共同为筷子申遗。有人疑问,“筷子”也算文化?筷子当然只是饮食工具,但也凝聚着民族文化与情感接续。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如今更需要细嚼慢咽文化层面的累积沉淀,这也是一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筷子、节气、牌匾等,这些司空见惯的文化细节,勾勒出了民族个性的样貌,近些年它们从“用品”变成“文化”,从“平常”变成“雅致”,正体现出社会认知水准的抬升:对文化价值的认定不能遗忘细密深邃的角落。

 我们对文化的神经还需更加“敏感”一些,打捞出更多的文化遗存,哪怕它们并非宏大浩瀚,只要承载一段历史风情,就理当有展露风华的机会。

 

“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

——匾额和匾额文化的前世今生

作者:本报记者 李韵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8日 05版)

  提到匾额,许多人可能觉得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到普通人家里挂的“积善之家”“天道酬勤”,街上店家的“同仁堂”“稻香村”,再到皇宫大院的“太和殿”“颐和园”,就会感到匾额并不陌生。

建筑的眼睛 公开的荣耀

  匾额兴起于先秦,历经两千余年沉淀与打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匾额是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建筑的眼睛。匾额中的“匾”字古也作“扁”字,《说文解字》曰“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而“额”,一说是悬于门屏上的牌匾。也有人说,横的叫“扁”,竖的称“额”。简单来说,悬挂于门屏上,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即为匾额。匾额有作为堂号、表彰、祝福、商号、室内装饰等用途。

  匾额在古代可谓“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沈望舒告诉记者,匾额在历史上还承担着一种特别重要的作用——民间旌表制度。与西方惯用的奖章、证书不同,匾额不是个人的,不具有私密性,它是镶在村头、钉在牌坊上,可以让一个族群、一个地方都感受到的荣耀。

  《汉书》中就有记载,民间有一些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人士,政府会给他们发匾,作为精神奖励,这是一种古代的激励机制,维系着一种社会表彰制度。所以匾额在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号,它其实是要把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很多担当的要义传之子孙。勋章、证书具有私密性,也可能很快被人们遗忘,后代子孙无法从中获得鼓励、激励,但匾额却发挥了这种作用。中国乡间有许多表彰牌坊,记录着当地人造福乡里、建功立业的事迹,这些都成为一个地方的光荣。

  北京文物保护协会会长、研究员齐心说,古代有许多匾额是由书法家题写的,这样的匾额不仅有文化意义,还有艺术价值。匾文大多凝聚中华人文要义,浓缩圣贤学养精髓,承载书写者的信仰、名节、担当,体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可谓“字字源典、词词据史,是中国故事与哲理知识的宝库”。

传承的困境 凝聚的执着

  现代社会,莫说寸土寸金的都市,连很多山野中的乡土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也都改成了楼房。在这种“水泥森林”中,很难恢复当年“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盛景。

  现在除了旅游景区、仿古建筑等一些特殊场所、建筑对匾额有需求外,普通人家几乎不再悬挂匾额。匾额生存发展的生态已经改变,其传承也必然面临困境。直接受到打击的,莫过于匾额的生产了。

  “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行业凋敝,以制造匾额为生的匠人师傅也随之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古建筑的修缮、复建中还是需要匾额的,仿古的建筑、旅游区也需要匾额,由此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匾额市场。他坦言,机器制匾、3D打印,都对匾额技艺的生存造成了冲击,但是真正懂匾额的人,还是喜欢手工匾额。“手工匾额一定会生存下去,现在仍然有一批年轻的制匾师傅。”王支援对此充满信心。

  或许家家门口堂前悬挂匾额只能成为一种回忆,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匾额文化的传承不容置疑。正如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所说:“匾额的缺失,使它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不复存在。由此,传统文化失去了一个可以依托的重要载体。”因此,匾额文化的传承刻不容缓。

  除了继承手艺的制匾师傅,匾额成为一门学问走进高校,也是一条传承的途径。姚远利近年来提出了“匾额学”的概念,希望匾额文化研究能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他告诉记者,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匾额,在理论上是一个空白,各大院校专家学者,几乎无人关注有关匾额的学问。所以他提出这个概念,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到对匾额的研究和保护中来。

  王支援也认为,匾额学可以把匾额的文化、文饰、颜色、图案等一一提取出来,进行系统研究,避免匾额在流传中出现文化特色的流失。成立了匾额学,匾额可以走进高校,让它作为一门学问得到更大、更有效的普及。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有十几个匾额博物馆,有不少人在做匾额文化传承的工作。被采访者不约而同地希望,在“匾额学”的旗帜下,分散的执着追求,可以凝聚成更顽强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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