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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砚体系划分的一种构想- 《中国文物报》

文化取向:中国古砚体系划分的一种构想

自从宋代米芾所著《砚史》问世之后,《砚史》所采用的编排体例,不但成为古人研究论述砚史的范本,而且也成为古砚研究的指南,但它不是体系的研究方法。本文提出一种中国古砚体系划分的构想。

一、《砚史》体例和方法与当前古砚研究之现状

中国古砚,自秦汉称“研”始,迄今已两千多年,而研究工作则相对晚厂约近千年。

古人近千年的研究,一直遵循《砚史》的体例和方法。这种体例,对于砚,首先按其砚材产地命名砚,然后论及其坑、其质、其色泽、其石品,四大名砚排放在最前面的重要位置,其后则依次论及各类不同材质的非石砚,如陶瓷澄泥、金属玉石、竹木骨角等等各类砚。并对每种砚均详细评价其发墨之优劣以及是否费笔等,不厌其详。

由于《砚史》体例和方法的局限性,决定了古人的研究,只能就材论材。这种局限性,也造成了古人研究的专一?,所以就砚材及个砚的研究而言,古人几乎达到了穷尽的地步。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近千年研究的改进,使古砚由简单的研磨石片,演化成材质众多形制各异的庞大家族并集雕塑、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成为古代精美的艺术品,同时大量丰富的砚著,为我们今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砚史》体例和方法所决定的局括四大名砚在内的各类砚,不可能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

中国古砚,材质众多。据统计,不同材质达三十多种,而单以石砚来说,全国曾以其为材制砚的多达二百余种,这还不算坑口、色泽、石品的种种差别。如果把不同产地、不同材质、不同坑口、不同色泽——并计算的话,其种类达 500 多种。如此众多的材质,如按《砚史》之体例,难以建立古砚的理论系统。

二、中国古砚体系的划分

砚属文房四宝之首,是书写工具。可以认为:自从砚一出现就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有人夸张地说,没有砚,就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砚不但书写着文化,而其自身也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文化是贯穿整个砚史的主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使用群体,在砚中注入了不同的文化取向和内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古砚中所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取向和内容,来确认其主要使用群体,来认识中国古砚的体系。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 见附图 ) 。

三、中国古砚历史断代与体系划分的说明

( 一 ) 隶匠砚

隶匠,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匠人。之所以定名为隶匠砚:

1 .所说隶匠砚,其实就是一种最简单的碾压工具。一块规则或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厚石板,再加一个石碾棍,把所需的颜色矿物颗粒放置碾盘之上,双手持碾棍反复碾压,使其成粉状。它的功用,就是把颗粒碾压成细粉。直到书写绘画时,将墨粉或颜料吾于石制或铜铁所制容器之中,加水搅拌而成。

把矿物颗粒碾压成粉,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类原始砚使用的主体是隶匠,故定名为隶匠砚。

2 .文化表现:

这类砚十分原始,且多数不甚规整,没有文字符号和纹饰遗痕,没有任何文化表现,与贵族所用的青铜器、玉陶器和后期精美的调色器来比较,有天地之别。

关于隶匠砚中称“碾压器”,而不称之为研磨器的说明:

(1) 此类形制的原始砚,就其形制与组合来看,只能起到碾压作用,而且也只有通过碾压,才能把颗粒较大的矿物颗粒变成粉状。它的功用就是产生出墨粉,和秦汉之“研”直接碾压研墨而产出墨汁的功用截然不同。

(2) 称之为研磨器,实际上是和秦汉时期的“研”有点混为一谈了。秦汉之“研”的研石,是碾压与研磨并用的产物,它是在加水的状态下,直接产生墨汁,而不是墨粉。碾压器也不具有研磨功能。

( 二 ) 贵族砚

秦统一中国后,尤其是经过汉代近四百余年的相对平稳,使文化得到了发展。书写的需求促使纸墨笔砚均出现了雏形,及至魏晋南北朝,书法绘画已成了贵族文人雅士的追求,更促进了砚笔纸墨的发展。

1 .原始的碾压器已进化成“研”,最后形成并确定了砚的基本形制。“研”砚成了书写研墨不可替代的工具,尤其是墨的发展研石弃而不用之后,成为贵族直接使用的工具。在这段历史时期,文化毕竟是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小地主与平民尚与文化无缘,故而“研”砚的使用范围主要以贵族、大的士族、大地主为主。贵族把画像砖和石雕艺术引进到砚中,如熊足、兽足、雕龙、缠枝花等,砚中又体现了贵族文化,故定名为贵族砚。

2 .贵族掌握文化,并引领着当时的社会时尚,砚的材质、形制及用途基本以贵族的好恶决定,中下阶层处于追随仿效。所以在这个时期的砚形制较单一,且材质仍然以石为主,虽然有陶瓷砚的生产,但多为明器、殉葬品。其差别只表现为精美与粗糙、价格之高低,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中下层的文化内容,这是定名为贵族砚的另一点原因。

( 三 ) 文人砚

隋唐时期,砚由贵族砚向文人砚转化。这个转化,主要是使用群体的改变,把隋唐——清代的砚,定名为文人砚,原因如下:

1 .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尤其是科举制度的颁行,打破了少数贵族把持文化的局面,随着寒门、平民士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进入统治阶层中的文人比例不断扩大,作为书写工具的砚,其材质的选择,形制的确定,已由文人来引领时尚,尤其是大文人的好恶影响更大,故称之为文人砚。

2 .文人砚形成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四大名砚的出现。在端歙未被文人认识之前的隋唐时期,处于贵族砚向文人砚的转化时期。纵观砚史,这一时期,虽然在形制上不再像贵族砚那样单一,材质上也更加丰富,但同样没有表现出文人砚和平民砚在文化上质的区别,基本区别仍然是精美和粗糙、价格之高低,可以说四大名砚造就了文人砚。

四大名砚端歙、洮河、红丝等优良的材质、精美的石品,深受王公贵族,尤其是文人雅士所喜爱。由于这些优质砚材难得且价昂,文人雅士为了使良材和石品充分展现其美,逐渐地改变了砚的形制,直至不加雕限,表现在对于包的随形砚出现。这是良材促使文人雅士改变了形制。而汉晋南北朝时期的立雕、高浮雕等形制,因其不雅,且费砚材,无法最大限度地展现砚材质地之美,故被文人抛弃了。

3 .文化表现:

文人砚充分表现了文人的文化取向,首先在形制上力求其雅,这是文人意识在形制上的表现。在文化内容上,融书法、绘画、雕刻、篆刻为一体,精美之至。

4 .为什么把宫廷砚列为文人砚组成部分

名人砚,即大文人砚,属文人砚范畴无可争议,宫廷砚确定为文人砚的组成部分,有如下理由:

(1) 据说古砚谱记载,后唐已有砚务官,已有贡砚。但历经宋元明清,除清代外,有明确记载或流传有序的宫廷砚,屈指可数,连同清代宫廷所制之砚在内,同众多的遗存古砚相比,数量甚微,且不成体系。

(2) 如果确定宫廷砚为单一体系,同古画一样,应该有对应的民间砚。而民俗砚的存世量,绝不亚于民间画,故宫廷砚难以单成体系。

(3) 宫廷砚在材质的选择和形制上,同文人砚最接近或如出一辙。就已知的宫廷砚来说,除少数表现帝王思想外,如玉兔朝元、太平有象等,更多的文化表现,并未超出文人砚的范畴。而且清官的藏砚也是以文人砚为主,宫廷砚和文人砚在性质和文化取向上并没有质的差别。如乾隆御铭砚,如果去掉御铭,同文人砚是难以区别的。并且它也不像宫廷服饰与宫廷建筑,与民用物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

( 四 ) 民俗砚

定名为民俗砚,就是因为其具有典型的民俗特征。

民俗砚的产生:

在四大名砚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民俗砚也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端歙、红丝石、洮河石等优质砚材,被达官贵人,尤其是文人的追捧,加之开采量小,运输不便,令其身价暴涨,价格之昂贵,绝非下层官吏、平民、商户所敢问津。但是这一阶层,对于砚的要求,已经不

满足于仅仅供研墨书写,他们的思想文化,他们的情趣愿望也要在砚中表现出来,也在寻找一种符合自己身份所需要的砚。于是产生了民俗砚。民俗砚的特征如下:

( 一 ) 使用的群体:

民俗砚使用的群体,为寒门士子、城乡平民、商家,店铺、寺院僧侣。

( 二 ) 民俗砚的材质:

民俗砚所用石材以杂石为主,就地取材,价格低廉,包括其他材质如铜、铁、锡、澄泥、陶瓷等。极少用端歙、洮河、红丝石、松花石等优良砚材,而玉翠、水晶、玛瑙等贵重材料更是绝少使用。

( 三 ) 形制、工艺:以雕塑为主,器形均较硕大,突出了观赏性、陈设性和装饰性,它不是文人的文房之物。它的硕大和青石色彩,与高大的寺庙、祠堂、民居之厅堂相适应。

( 四 ) 文化表现:祈福避邪。

( 五 ) 民俗砚除向寺庙捐赠有姓名者外,极少有诗词、文章、纪年姓名等款识题刻。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砚的体系划分和历史断代的构想,是笔者的一点肤浅认识。我认为,不管划分得是否合理,但毕竟是对古砚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一个思路。

中国古砚历史断代与体系划分图示

( 摘自 2005 年 2 月 2 日 《中国文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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